風雨書房

　　昨日在一個喜宴會場上，和兩位已任國文老師的同學同桌。國中、高中、大學三個國文老師週末聚在一起，卻不願意下班的開著「教學研討會」，談著教學生涯的總總。旁邊坐著一家四口，兩位十歲左右的姐弟檔，開始暗暗數落他們的國語老師。姐姐說:「老師上課都遲到，他還要我們不要遲到」。這富有正義感的童言童語，逗得三個國文老師哈哈大笑，我們笑著陪孩子聊著他們的學校老師，文中所謂「權力」的不對等，早在杯觥交錯中消解於無形。
　　家長無奈的說:「現在的孩子真難教。」
　　這句話在二十年前，不也是用來形容我們的嗎?當時不好教的學生，現在都成了大學教授了。此文說的沒錯，身為教師，不應該用「絕對的指涉」批評，也不應該忽略了學生表現脫序後的結構性問題。如刀刃般鋒利的檢視問題，如火爐般溫暖的體貼問題。才能避免文中所謂的「權力的傲慢」吧。
　　但是，文中所謂「權力的自卑」我有不同看法。儘管各世代時空背景如何不同，這個世界如何歡欣與喧嘩的迎來後現代的榮景，我相信仍有恆長的價值觀與所謂的「遊戲規則」(依文中所稱)。這是維繫社會於不墜的力量，也就是韓愈「師者，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」中的「道」吧。
　　我和那對姐弟檔說:「我的每個生命階段都有個啟發我的老師。高中老師帶領我讀中文系;國中老師教我好好用功讀書;小學老師帶著我每個星期三、六下午在操場上運動。」弟弟說:「我們的體育老師最愛操我們了!!上課操，下課也操!!」「哈哈哈，那你就好好跟著老師運動吧!!要記得休息喝水就是了。」


侯吉諒解讀學生…「作者已死」論？

【聯合報╱廖偉凱／雪菲爾大學博士生（英國雪菲爾)】 2011.11.20 01:56 am


法國哲學家羅蘭巴特提出，「作者已死」這一個概念。他認為，任何作品在創作者寫上句號的同時，詮釋權隨即轉交由讀者。

或許朝陽科大的學生不認識巴特，不知道他可以自我詮釋侯吉諒大師的作品，也或許該學生「真的」想知道大師創作的意涵，因此寫了一封被認為沒有禮貌的信。

但是相反的，侯大師完全呼應了羅蘭巴特，他面對這封信，完全沒有該學生的疑慮：也就是，我是否「正確」理解作者的想法？根據新聞相關報導，看來侯大師是完全理解該學生，他根據該信內容分析該學生的意識形態，他理解為：作者是寫報告遇到瓶頸、懶得想、拗答案、想不勞而獲。

「現在的大學生都這樣嗎」、「現今大學生素質不敢領教」、「不具名顯示連基本的網路書信禮儀都不懂」…於是隨之而來的是，一連串一個世代對另一個世代的批判，就像社會長久以來，對草莓族的批評一樣。

但是，最大的問題卻也同時被忽略了：連基本書信禮儀都不懂的大學生，是那一個世代教育出來的？他們是在誰制定的教育制度、誰建構的社會中成長的？誰該為素質差的一代負責？一味批評行動者是不負責任的。指責處在社會權力結構的最底層的行動者，是不仁慈的。

面對這樣的來信，侯大師還可以在部落格抒發一下，相對於這位學生，沒有人會去理他，他只不過是一個沒素養的學生而已嘛！

這透露出一個完全權力不對等的狀態。因為，整個事件的定義權，是掌握在已有既定聲望的侯大師，以及由他的世代所掌控的新聞媒體；再加上其他大師線上的助陣與呼應，更強化了他們位於當代社會的意識領導權與對事物的定義權。

於是他們很義正嚴詞地指責，該學生是錯的、應該被矯正。一個在社會權力結構完全沒有力量的行動者，成了被攻擊的對象，這只凸顯現階段權力擁有者的傲慢與自卑。傲慢如前所述；自卑在於他們害怕自己無法面對與適應，未來更多這種不照他們遊戲規則的事件。他們恐懼失去定義與詮釋的權力。

不過，這類權力的爭奪戰，一直發生在世代之間。但世代與世代之間，本來就無法比較，因為大家成長的時空背景、價值觀壓根就不同。

一個人或世代如何宣稱「他（們）的」就是對的？如何可以佯裝自己就站在天神腳下，用他的認知去指涉誰那裡不對，而該怎麼做？這是狠蠻橫的做法。

如果說，我們可以少一點比較法，少一點絕對的指涉，相信這個社會會變得更加可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