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『工商』時報」居然大談「視金錢如浮雲」的價值觀,不僅令人耳目一新,甚至有種讀到「人間福報」的錯覺。就連科技研發、經濟發展,都不能只砸重金利誘,那又更何況是百年樹人的教育工作呢。國家大政方針取決於執政者的思想高度,而此思想高度則關乎其人文素養的深度與廣度啊。



社論-居高位者有責任重建台灣社會的價值觀 2012-01-06 工商時報 【本報訊】
 總統大選在即,近日朝野不斷在爭論老農津貼加碼是誰的功勞、股市在誰執政時表現較好,這些無謂的爭議說明政治人物的眼光何其短淺。的確,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如今已被窄化到只剩下利益與金錢,於是研究人才留不住、大學擠不進世界百大、產業層次難以和日韓並駕齊驅,主事者千篇一律的思維就是:「再多給一些錢,問題就可迎刃而解。」

 事實上,政府已編了兩階段的五年五百億特別預算,對公立大學補助已不能算少;而公立大學教授、中研院研究員的待遇,在今天台灣社會更已是人人稱羨,有多少人欲擠入此一窄門而不可得。至於政府過去二十年依據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》對企業的減稅總額,僅近十年即逾一兆元,若加上每年超過百億的科專研發補助,政府投入的資源還能算少嗎?

 由此可知,今天台灣人才外流、大學無法擠入世界百大、產業技術層次難以突破,實在不能歸責於政府提供的資源太少,而是台灣社會的價值觀出了問題。在長年選舉政治的相互攻訐下,是非對錯在台灣社會已失去一致的標準,這不僅讓人感到惶惑,也讓台灣社會的凝聚力逐漸流失。少了這個凝聚力,給再多的五年五百億、給再多的薪資補貼、給再多的研發獎勵,終非對症下藥,既增加政府財政負擔,又無益於困境的紓解。

 這實實在在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,一個只會追求金錢、利益的社會,是不會有作為的。十七世紀中葉出生於荷蘭的哲學家史賓諾莎(Spinoza)本可繼承龐大的遺產,但他向家人表示:「我不爭遺產,你們去分家產吧,我會磨光學鏡片,以後我靠自己勞動工作生活。」此種胸襟所成就的學問,對後世自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 再看看上個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,1933年獲邀至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,並非著眼於薪資,相反地,愛因斯坦提出的待遇非常客氣,使得普林斯頓當局不得不為他加薪。愛因斯坦曾敘述自己的性格:「我對社會正義及社會責任有熱烈的興趣,但對社交關係卻毫無欲求。」

 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(G.Pererlman)因為證明了拓樸學上的「龐加萊猜想」,獲得2006年有數學諾貝爾獎之稱的費爾茲獎,但他並未接受;2010年克雷數學研究所又宣布將千禧年大獎一百萬美元頒給他,佩雷爾曼依舊埋首於研究而未理睬這個獎金,他說:「證明對了,就已經夠了。」

 一年多前來台訪問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,他改變了世界通訊,被譽為「光纖之父」,但卻未曾把光纖技術拿去申請專利。在外人看來這是何等大的損失,但高錕卻說:「我沒有後悔,也沒有怨言,如果事事都以金錢為重,我告訴你,今天一定不會有光纖技術的成果。」

 從史賓諾莎、愛因斯坦、佩雷爾曼到高錕,可以發現他們身上共有的特點,就是視金錢如浮雲,他們認真研究,不追求社交關係,但有強烈的社會正義與人道關懷,這是偉大科學家最吸引人的地方。由此可知,錢並非吸引人才、辦好大學,甚至提升研發能量的萬靈丹,相反地,一個積極的社會價值觀才是凝聚社會能量、點燃研究熱情的關鍵所在。

 台灣不論藍、綠執政,都只會去關心高教經費占預算多少比例、企業研發支出占GDP多少比例,再以科專計畫、國發基金等政府資源去獎勵,然而卻忽略了社會進步、經濟發展的背後,有比金錢更重要的事情,那就是社會的凝聚力、人民的價值觀。如果沒有一個積極的價值觀,大筆的預算到最後非但無法轉變成經濟發展的能量,甚至還要衍生出許多的爭議,最近台北政壇沸沸揚揚的宇昌案不就是如此嗎?

 如果台灣不論朝野,居高位者的思想及道德高度都像史賓諾莎、愛因斯坦、佩雷爾曼及高錕,台灣的社會價值觀必然為之改變,風行草偃的結果,台灣還得靠不斷加薪才能留住人才嗎?還得靠政府不斷獎勵才能創造產業嗎?還得花費五年五百億才能讓大學擠進世界百大嗎?當然不必,因為這個積極的社會價值觀,能抵得上億兆元的政府補貼。

 我們並非唱高調,而是有感於這些年來經濟停滯不前、政治紛擾不斷,全是因為台灣已失去一個積極的社會價值觀。如果居高位者不思考如何有計畫地重建此一積極的社會價值觀,成天只在計算權力得失,台灣非但無法成為偉大的國家,經濟也勢將繼續停滯下去。

 「非禮之祿,雖萬鍾不受也;若申其志,雖簞食不厭也。」史賓諾莎、愛因斯坦、佩雷爾曼及高錕皆慨然有此一情懷,這也正是台灣應追求的社會價值觀。我們認為,政黨居高位者非僅應無愧於此一價值觀,而且更應著手為台灣社會重建此一價值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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